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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传统 拥抱世界

2020年07月06日 10:18 | 作者:姚洋 |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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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先生新作《战国与希腊》一文(原文见《文化纵横》6月号),论述了荀子在儒家与法家之间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让我对荀子以及法家有了更深的理解。文章对亚里士多德的讲述,也很有启发。我对中国历史仅限于一些粗浅的阅读,对希腊历史更是知之甚少,但受此启发,也有一些粗浅认识。

潘岳认为,中国自先秦开始就把“秩序”作为核心的追求目标,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总结。孔子一生都想恢复周礼,孟子更多地强调个人修养在其中的作用,而荀子则推进一步,让儒家成为接地气的治国理政的学说。中国人对秩序的追求,可能起源于周朝。商代的中国是由商以及被商征服的方国组成的,商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压榨方国。周推翻商的统治,也许从商那里汲取了教训,对于征服之地采取了分封制,不仅封自己人,也封当地的贵族,包括商的贵族。周的统治不以武力为手段,而是以一套礼仪制度来规训和柔化各个诸侯国。进入东周之后,这套制度趋于瓦解,各个诸侯国获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进入战国之后,各国之间的争斗成为主旋律,但是,争斗的目的不是像商那样征服对方,让对方臣服、纳贡,而是要把对方纳入自己的治理版图,完成天下的统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化家为国”的过程,用福山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了一个“现代政权”:国家不再是君主一人的国家,国家的治理也不再是君主和他身边少数人的事情,而是交由一个官僚集团来完成。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把儒家当作国家的唯一正统学说,并不是真要“罢黜百家”,而仅是把儒家学说当作国家统治的政治哲学。自此,中国的政治秩序牢固地建立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

潘岳认为,与中国追求秩序不同,希腊从一开始就是以追求自由为主调。在这一点上,笔者有比较大的疑问。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从国家形态来看,尚处于中国商代的阶段:各城邦国家之间以争斗为主旋律,一个国家的目标要么是征服其它国家,要么是避免被其它国家所征服。雅典的民主制度听起来很美,但却是以奴役周边国家作为支撑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导火索是它们各自的附属国之间发生争斗,它们不得不出面干预,就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阶段的德国和英、法一样。所以,与其说希腊人爱好自由,毋宁说他们喜好征服。亚历山大统一希腊,为的是去征服波斯和东方的其它地方。在打败大流士之后,亚历山大霸占了大流士的妻女,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野蛮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轴心时代的三大文明分别解答人生的三大问题之中的一个:希腊文明解答“我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印度文明解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华文明解答“如何活在当下”的问题。因而,希腊文明是外向的,倾向于征服,好处是发明了科学;印度文明是内省的,因而发明了人类第一个宗教;中华文明是入世的,要解决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的问题,因而发明了现代治理模式。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大体经历了下面四个阶段:氏族–方国(城邦)–封建–现代国家。希腊刚走出城邦阶段就被罗马灭掉了。罗马帝国是一个大的封建帝国,它衰落之后,欧洲退回方国(城邦)阶段,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才出现现代国家。东方的日本一直是处于封建阶段,直到明治维新才建立了现代国家。但是,这种落后的表现,到近代却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的优势。比如,在英国,贵族强迫国王签订大宪章,明确国王只是“我们中间的第一个”,即使后来国王的权力增加,他的权力也没有达到中国皇帝的权力。加上宗教因素,17世纪的英国革命就变得容易得多。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类似的。幕府后期,幕府将军的权力受到强藩的挑战,最终,四个西南雄藩联合发起倒幕运动,革命成功。

反观中国,两千多年前建立的“国家”,到近现代却成为现代化的障碍。皇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如此之根深蒂固,让中国走西方式的现代化举步维艰。中国需要、也可以走出一条既拥抱世界主流价值、也保留自身文化特征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方面,发掘儒家传统思想并使之现代化,恐怕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性一步。潘岳先生对荀子的论述很有启发意义。把荀子的追求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要以儒家的政治哲学为基础实行法治,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编辑:位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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