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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师政策要着力于选拔并留住“积极型教师”

——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新蓉谈乡村教师发展

2019年12月11日 16:12 | 作者:唐颂 |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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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尽管国家出台了很多好的人才吸引政策,但诸多乡村学校仍然存在教师“下不去”“留不住”“难发展”等现实问题,乡村教育供需仍不平衡的症结究竟在哪儿?为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教师政策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调整和着力?

不久前北师大有一项关于特岗教师计划的研究,结果发现,越是不爱教育行业的人对工资的需求往往越高;热爱教育行业、自愿当教师的人,对工资的要求反而没有那么高,而且后者的教学态度、教学氛围包括社区关系都会更好一些,愿意留在农村学校的意愿也更强烈。北师大教育学部郑新蓉教授的研究团队把后者群体称为“积极型教师”,她强调:“我们要做的就是物色、选拔、培育、发展适合乡村的积极型教师。这方面国家必须要统筹设计,不能再‘大进大出’。”

我国乡村教师政策有三点导向:“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在郑新蓉看来,“下得去”方面没有问题,我们国家目前已有“三支一扶”、特岗计划、教师轮岗、银龄计划、支援边疆引领计划等很多政策。以特岗计划为例,政策从2012年开始实施,每年分派8—10万名教师到农村任教,累计到现在也有七八十万教师下到了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乡镇及乡镇以下的学校,而问题在于“留得住”和“发展好”。

通常人们认为,“留得住”问题的关键,一是年限,二是待遇。谈到乡村支教年限问题,曾多次下到基层调研的郑新蓉不无感慨:“之前我们到凉山,到湖南,到所有这种被援助的基层地区调研,他们都反映说希望支教的老师最好能待3年或更长,如果是短期支援的老师,他们连最基本情况的了解掌握都做不到,怎么可能教好当地的孩子?”在她看来,我国乡村教师现状是“大进大出”,岗位总量并没有变化,但教师职业没有基本教育学意义上的稳定性,所以乡村教育质量就无法提高。郑新蓉一再指出,教育是实践性的:第一,一个教师在某个乡村学校能够待上3年,他才有最起码的教育职业的稳定。时间太短的话,教学都还没有到熟练阶段,教师就更体会不到自己业务能力提升过程当中的获得感和满足感。第二,如果教师能够在乡村学校待上6年,他对教育的情感还会发生一些质的变化。因为时间够长,教师能更加熟悉乡村,熟悉农村孩子,也能够真正成为学生们“信赖和依靠”的人,教育也就在朝夕相处中潜移默化地实现。如果这些教师能够住在学校里或者附近,他们就可能看到晚上孩子们在干什么、早上谁起得最早、关心有没有饿肚子的孩子、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怎么样,等等。郑新蓉认为,对乡村教师来说,研究“留得住”和“发展好”的问题,既要考虑物质条件、待遇条件,也要充分考虑农村教师心理建设和教师生涯发展的特点。

支教教师们从城里到乡下,如果得到跟当地乡村教师一样的待遇,他们可能不甘心,但如果给他们比当地高出很多的待遇,当地的教师心里又会不平衡。为此,郑新蓉建议:为了留住和城市水平差不多的好教师,能不能考虑其他的奖励手段?比如给这些留守乡村的教师在职称上、在提拔上、在子女教育的解决上、在工龄的计算上予以优待?比如支教教师子女可以不需考试直接在所在地入学读书;或者教师只要在农村教学满10年,就可以自由跨县调动,而不是像现在进城、或回家乡教书还必须要重考。郑新蓉特别指出,目前,通行的地方政策让很多乡村的教师想留都留不下。比如,很多县城除了少数高中教师岗位外不招新教师了,然后要求全县的农村教师工作满3年以后通过考试进城,这在客观上又加剧了乡村教师的流失流动。农村的孩子、农村的发展需要一群好教师相对长期和稳定的投入和建设,必须要先解决“留得住”的问题,先“留得住”再“发展好”。郑新蓉认为,“留住”不必然等于“扎根”,而是需要有一个“教育学意义上的稳定期”以实现教书育人目标。

郑新蓉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年轻教师到边远乡村地区教书就像服兵役一样,定年限定待遇,一工作就是6年,偏乡任教就是高薪,6年后有这个资本积累,他们想离开就离开,继续留下也可以,还能自由选择其他职业,政府都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郑新蓉认为,我国目前需要强化教师政策设计,使之更加精准、更加有针对性,并且需要进行实验。

编辑:位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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