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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书写国家与人民的荣光

2019年12月02日 09:16 | 作者:段运冬 |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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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举办的众多文化活动之中,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无疑是一个亮点。电影对融媒体传播策略的娴熟使用,激活了几代人的历史记忆,使得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达成了情感上的高度缝合。电影在整合音乐、电影等产业营运平台的基础上,将经典的文化内容,借用流行音乐翻唱、歌词的故事化创造等手段,通过节日喜庆氛围的催动,形成了几代人对“我”(民众个体)和“我的祖国”(命运共同体)的观影回味,拓展了主流电影的传播深度与广度,增强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

众所周知,自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以来,主流电影始终在国家形象塑造与民众生活表现上存在着裂痕,或者说并没有找到一条将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民众生活的表现进行有效结合的路子。这方面,中国电影主要有四种创作发展链条。

第一个链条是,在产业化进程的初期,中国电影的主要策略是依据跨文化之间类型的认识惯例,进行创作探索。被国际电影产业认可并接受的武侠电影成为这个时期中国主流商业电影的集中体现,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卧虎藏龙》成为这个链条学习的范本。《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形成了完整的创作链条。这条创作链条的主要策略是通过视觉化的极致追求,以满足资本的盈利,但是由于对资本的过度追求,出现对历史、文化价值的主观性阐释,带来价值错位的问题。

其次,另一条是《集结号》《南京!南京!》《唐山大地震》《金陵十三钗》《1942》等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表现对象的创作链条。这个链条试图将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事件中的人(民众)命运结合起来,在历史的整体表现中,切入人的命运。这条链条将国家的苦难记忆、创伤表现、英雄刻画、民众刻画、域外元素等聚合在一起,试图对20世纪部分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呈现。但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些电影并没有将正向价值、创伤转换、戏剧表现等进行有效结合。

第三,聚焦民众生活的主流商业电影,这一链条主要以早期冯小刚贺岁电影为发端,以贺岁喜剧为代表,加上后来的《疯狂赛车》《泰囧》《港囧》《我不是药神》等影片。这条创作链条的整体传统承续的是香港喜剧电影,尤其是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它的缺陷是人生的现实性表演让位于人生的社会性价值,现实人物没有在国家活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找到主流共识下国家与民众的共荣模式。

第四,以现当代重要历史事件为表现对象,对历史进行重述或对历史事件中的人给予关注。比如《让子弹飞》《芳华》等影片。以《芳华》为例,电影讲述的是40年前的历史事件,在当下社会生活中故事中各类角色的集体性原型依然清晰可见。但就电影文本的实际编码而言,它的故事设定、叙事方式等等,与这个时期理想中主流电影的艺术质感和艺术功能还有很大距离。

显然,对《我和我的祖国》的审视,需要结合主流电影的演进语境,否则无法对整个电影进行准确定位。相对于产业化初期武侠电影的创作实践而言,《我和我的祖国》已经甩开资本的过度忧虑和算计;相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演绎而言,电影文化价值不仅得到了守正,而且也找到了电影媒介的叙事特性;相对于现实小人物的喜剧表现而言,体现出民众在国家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对于当代重要事件而言,没有在隐形认同上出现偏差。

可以说,《我和我的祖国》是近几年主流电影创作在艺术上的突破,这个突破体现在国家命题的表达与民众生存的刻画上,并对他们进行了有效的叙事表达,为主流电影在新时代如何处理国家意识和民众形象之间的创新性表达做出了表率。电影由7位导演拍摄的7个小故事组成,每一个故事的第一个镜头是对奋笔疾书的表现。显然,这是一个被书写被记载的故事,书写话语成为故事的主导者,书写工具的不同不仅代表着年代的不同,还隐喻不同年代记述的不同年代的“我”和“我的祖国”的故事。

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会发现,在书写者眼中,电影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将五星红旗作为主要标识甚至是核心标识,《前夜》《回归》直接表现的是升国旗的故事,《相遇》《夺冠》《护航》分别以原子弹爆炸、获得金牌和国庆阅兵的故事来为国旗庆贺,《北京你好》《白昼流星》选择的是神舟飞船降落、北京举办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时舞动的大量国旗,不仅是庆贺也是一种情绪表达。

显然,《我和我的祖国》与传统中导演与知识分子身份等同的认知惯例是一致的。不同导演依据自己导演的风格,选择了来自不同的阶层民众,以表现他们和国旗的联系,他们都是受到国旗的召唤,由国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甚至有的还为国旗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与爱情。

对于电影中的民众而言,他们与国旗的故事,就是为国家建设、为国家付出的故事。《前夜》中来自军队、公安、民众共同协助科技人员完成确保电动升旗的努力;《相遇》中默默无名的科技人员在重大国防科技建设中牺牲自己爱情和生命;其他故事涉及的弄堂里的电视观众、确保回归准时升旗的同胞、处在扶贫一线的干部、让出奥运会参观票的北京市民、参与护航的军人等等,都是在不同行业不同年代默默无闻地为国旗护航,使得国旗越来越鲜亮,故事越来越温暖。不同类型的普通民众的故事,不仅感染了观众,也使电影的叙事类型并不单一,观众可以在不同喜剧、悲剧等不同的类型模式中,找到自己的观影位置。

在国家形象与民众生活的有效整合方面,理想的情况应是,既能充分饱满地塑造出一个具有现代文化身份的大国形象,提升观众对国家的认同,又能在民众形象上体现出展现人的光辉,使得人的荣光与国家的光辉相互辉映,进而整体推出现代语境下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现代国家的文化形象,又能展现出现代文化大国民众迷人的文化生活。如果以此作为检视标准,主流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大众化特征明显的主流电影确立良好的国家意识,塑造令人仰慕和认同的国家形象,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努力的目标,可以说,《我和我的祖国》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作者系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编辑:位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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